富弼是与韩琦并称于世的三朝元老重臣，有定策英宗、两盟辽国的特殊功绩，早年还与范仲淹、韩琦等人共同主持过庆历新政。
但其人晚年却由新转旧，极力反对神宗皇帝主导的熙丰变法，临终前都不忘上书神宗皇帝割地于西夏以休兵息民，成了旧党的旗帜人物之一。
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执政的新党宰相章惇便以“弼得罪先帝”，蛊惑哲宗皇帝免除了富弼配享神宗庙庭的资格。
赵佶登基并启用蔡京为相，一直打着继承其父神宗皇帝遗志以继续变法的旗帜。
毫无疑问，即便富弼已经过世多年，也仍是教主道君皇帝必须打倒的政治敌人。
现在，天子却突然下诏录用富弼的子孙。
很明显，这并不是一件不起眼的小事，而是释放强烈信号的政治大事件：
教主道君皇帝要进一步放开党禁的限制，逐步允许“元祐党人”参政，大宋将再度回到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美好时代了！
不过，当今天子手腕了得，登基二十余年来，利用党争将朝中臣子换了一批又一批，即便四掌相权的鲁国公蔡京也被其人玩弄于股掌之间。
由此，导致大宋臣子们对皇帝心生戒惧。
赵佶要想赢得臣子们的迎合，并最终形成决定人心向背的力量，尚需要更多行动和时间来证明。
教主道君皇帝也非常清楚这一点，这之后便动作不断。
先是下诏，命各路、州监司和守臣向朝廷举荐贤才，勿使野有遗贤。
紧接着前往方泽，继续发挥自己的特殊专长，主持盛大的祭地仪式，召请天地神灵庇佑大宋国运万载。
三年一度的南郊祭天大典等不到了，只能选在方泽祭地。
此举不仅仅是为了制造神迹鼓舞民心，重头戏在祭地仪式后的封赏。
些许钱财和冷猪头肉之类的赏赐不算稀罕，稍微混得好点的臣子都不太在意这个，但天子下诏恩荫官员子弟五百余人，绝对诚意十足。
一番利益输送下来，大宋的臣子们终于看到了官家这一次是真的要振作人心，并积极做出了正面回应。
三月十九日，太傅、楚国公王黼率众臣敬上尊号为继天兴道敷文成武睿明皇帝。
教主道君皇帝虽然以自身功德浅薄为由婉拒了臣子们的好意，但经此事后，朝堂上下明显和谐了不少
就在东京城中上演君臣同心共度时艰的戏码时，河东路宣抚使王安中却不合时宜地送来急奏，惊醒了教主道君皇帝再塑大宋强盛国运的白日梦。
数日前，大同河东路巡抚使司移文大宋河东路宣抚使司，质疑大宋没有严格履行两国关于归来人的协议，要求河东路宣抚使司打开边境通道，放同军入境清查。
急奏入京，教主道君皇帝煞费苦心才安定下来的开封人心再度大乱。
大同河东路巡抚使司只是地方机构，没有外交权力，正常情况下，大宋完全可以对这个无理要求不予理会。
但傻子都知道大同河东路巡抚使张叔夜绝对没胆子擅启边衅，这件事背后只可能是大同朝廷的授意。
至于这样做的目的？
可能，也许，应该是防止大宋朝廷过度反应，引发两国全面战争吧？
尽管大宋朝廷现下既没有胆子，更没有实力与同军全面对抗，其实更怕大同与本国全面开战。
但现在显然不是纠结大同为什么要这么做的时候。
以正乾皇帝要么不出手一出手就必有后手的习惯，大宋此时就不该想这些乱七章。
结果，王安中腿都跑细了，亲自督办了月余时间，除了清出几个被人陷害的地主老财和不会为人的丘武官员，作为“残害大同百姓的官员”上奏朝廷。
显而易见，此举不仅起不到整治官场风气的作用，还会寒了忠臣义士之心。
为了大宋江山社稷不惜己身和身后名的臣子却被自己拼命保全的朝廷出卖，这是何等荒唐的事，以后还有谁敢为这样的朝廷卖命？
但大宋别无选择，明知饮鸩止渴，也得先解决了燃眉之急再说。
关键时刻，老迈的公相鲁国公蔡京站了出来，说出了宰执们的心声：真要杀人也只能杀武将，绝不能杀文官。
当年神宗皇帝面对的棘手问题，如今再次重演了。
幸好今上手腕远胜其父，诸宰执的威望和气节又远远比不了蔡确、章惇等人。
天子要是坚持文武都要杀，众宰执也不敢硬顶。
有头脑聪明的臣子献了一条两全之计：找几个死囚，砍掉他们的脑袋，用来冒充这些犯事官员的首级交给大同应付差事。
待风声过去，再将这些官员迁往他处任职。
如此一来，朝廷既不失人心，又能平息大同之怒解燃眉之急。
这条建议倒是得到了教主道君皇帝的认可，可太傅王黼却提出反对意见：
大同治下颇多大宋的降官，张叔夜、张孝纯、王禀、折可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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