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二十四级制也就终止了。仍然存在的，是此前与二十四级制并行的五级行政制，也就是现在人们通常所说的，国家级、省部级、厅局级、处级和科级。每一级，又分为两级，实际是十级，再加上不属于行政级别的股级。这种分级，显然存在很大问题。第一大问题，决策官和执行官混为一谈，没有区别。第二大问题，越往上，级别的跨度越大，升级的难度也越大，最后形成了一人一级的局面，而这所谓的一人一级，又不是公务员体系的制度性规定，变成了一种人为的东西。权力结构的随意性，导致了决策和执行的随意性。此外，还有一个大问题，是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就没有解决也从未提上解决日程的，那就是，只有少数人能够沿着权力的金字塔往上爬，绝大多数人，都在这种爬行中止步了，甚至一直停留在最低端。一些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人，尤其是一些并不善于行政事务，却在业务方面十分出色的人，缺乏升迁通道，他们要么丢弃自己最在行的业务工作，转向自己并不熟悉的行政工作，更多的人，只是停留在低级别上面，个人利益受到巨大影响，从而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多劳多得原则。纪律部队在后来的改革中先行一步，一些基层警员，因为他们的年限以及实绩等，也可以升上较高警阶。部队也是如此，技术兵种可以单列于军街之外。但这种改革，显然还不彻底，警街制中，警街实际成了官街的另一种表达，一个技术派警员，即使你能干出再大的成就，也不可能升上警监。政府机关公务员就更是如此了，你就算干一辈子，如果不能升上副科级，你仍然只是一个普通科员，薪酬待遇，跟不上来。后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出台了一种补充制度，也就是科员制，在科级干部中，可以有副主任科员和主任科员。在处级干部中，有副调研员和调研员。在厅级干部中，有副巡视员和巡视员。表面上看，这种设置，是为了解决某些非政务员的升职通道，但实际上，这个升职通道，是行政职务通道的一种补充，并没有形成独立的体系。这种非政务员体系的每一种级别，都是相对独立的，根本不可能从一个级别升上另一个级别。除非你借助行政级别完成这种升迁。比如你升上副主任科员，几乎没有可能由副主任科员升上主任科员，一定得由副主任科员，升上副科长，再由副科长，到达主任科员。如此一来，这一套体系，便不再是事务员体系，而是政务员体系的辅助体系。
中国人早已经了解权力结构的本质，是由决策者和执行者组织。在古时候，所有的决策者，都是行政主官，称为官，隶属于行政主官的，自然就是执行者，则称为吏。官，由中央政府任命，而吏，则是行政主官聘任或者任命。过去的行政机构比较简捷，一个县令，下属只不过几个部门，选择吏员，相对不那么复杂，一个府台，稍稍复杂一点，但属下几个关键部门，也都由中央政府任命，府台所能控制的，也就是政府本部的吏员。所以，由官选吏，操作起来，比较容易，但也有弱点，很容易出现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现象，新官上任，所有一切行政人员，全部换新，两届政府之间，便出现了断裂。很多西方国家，也有官和吏的区别。比如日本，就有政务官和事务官的区别。政务官，相当于中国古代的官，也就是决策者。事务官，相当于吏，是执行者。日本的事务官，可以担任的最高级别是行政副职，只有政务官，才能担任正职。香港也有政务官和事务员的区别，但香港的政务官和事务官，和日本还有不同。香港的这种区别，来源于英国。英国是世界上最早提出政务官和事务官定义的国家。英国的定义，理论上和中国的官吏制是一致的，政务官，是决策制定者，事务官，是决策执行者。因此，政务官往往是议员等。事务官则是政府官员和雇员。这样区分，在英关国家，行得通。但在中国，却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中国的人大，是决策机构，类似于国外的国会，如果将人大划入政务官，似乎说得通。但中国还存在一个党委，党委的主要职能，是决策，两种决策之间，怎样处分?如果说，党口的官员属于政务员，那么，党口还有些执行部门，是否就应该把这些部门划归政口?即使是政口，恐怕也不完全是执行，在怎么做方面，同样需要决策。这样分法，显然不如日本科学。此前，赵德良已经考察过英国和日本的公务员制度，这次去关国，他很希望深入地考察一下关国的公务员制度。关国公务员主要分两种，一种是高级公务员，一种是普通公务员。高级公务员，基本相当于政务官，普通公务员，则相当于事务官。关国的各级政府首脑，均由竞选产生，这部分人员，并不在高级公务员序列，任何人，只要够竞选条件，均可以参选某一级行政首脑。某个部长的级别待遇，远远高于一个县长或者市长。他如果不想当部长而想当县长，任何人都无权任命，必须参加竞选。但在行政主官之外，一些部门首长，比如国务卿，各部的部长等，则由政府首脑任命。他们，就属于高级公务员。关国的高级公务员，分为五个级别，如果用中国的级别套用的话，高i级相当于省部级，高日级相当于地厅级，高iii级相当于处级，高iv级相当于科级，高v级就只能相当于股
级
本章未完，请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