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头儿说话了：“见了神仙又能怎样？他能给我们端一盘饺子么？”安子说：“我们对着庙门请个愿吧？求求神仙。老人们说，八仙庵的神灵着呢，求啥得啥。”王永成说：“行，但要说实话，心诚则灵嘛！”于是我们一齐跪倒在庙门前，德德一声令：“来，一齐喊！”四个少年异口同声地吼道：“饺子，羊肉馅的！”年夜的风雪将我们的喊声传得很远、很远……那时我们相信：庙里的神仙一定听到了！挂坡自幼生长于寒门，小时候，我曾挂过坡。挂坡是什么？现在的孩子怕是很难理会的，可我上小学的时候，同学中没有不懂什么叫挂坡的。东郊有个长乐坡，长乐坡以北还有个十里铺，两处都有一里多长、倾斜45度以上的大坡。那年月，汽车极少，大量的短途运输主要靠架子车承担。如此大的坡，负重的架子车仅靠车夫一人是很难拉得上去的。于是，挂坡人便因地而生。挂坡人工具极简单，一条小拇指粗的麻绳，约两米长，一头系着一个粗铁丝弯成的钩，另一头挽一个套，有的还在绳中间和套上再缠上一些布条儿，以减轻自己的皮肉之苦。挂坡人站在坡的最下方，将绳子一半搭在自己肩上，带钩的一头攥在手里甩着、摇着，见到有拉货的架子车走来，便主动上前询问：挂不挂？车主一边擦汗，一边打量着前面陡峭的大坡，叹息一声，点点头。挂坡人一步上前，将钩子挂搭在车帮上，绳套搭在自己肩上，说声走，身子便折成90度，绳子便绷成一条硬铮铮的线。于是，车夫两手架住车把，挂坡人使足全身气力朝前拽，两个人的汗噗噗嗒嗒交替着洒落地下，载重的车子缓缓地驶向坡顶。挂坡人与车夫的合作就是爬坡，时间不长，但挂坡人知道自己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完成这短暂的合作，那绳子几乎从肩胛直勒进肉里。因为他们知道，只有两人合作，坡才爬得轻松，一个人使奸耍滑就有可能造成车子顺坡滑下的危险。另外，挂坡的人很多，车夫也会选择，这一次你合作不好，下回就不再请你，干晾着受太阳炙烤去吧！车到坡顶，自然就停了下来。车夫从被汗浸透的衣兜里掏出点零票，一般是一毛钱，或者再加三五分，递给挂坡人。挂坡人一笑，接钱在手，甩着那根绳子，大步朝坡下走去。挂坡人的劳动神态很像河道上的纤夫。那时我上小学五年级，也就是十二三岁。星期天，常和一帮相好的同学到东郊浐河玩水，而这两个大坡的起点正好是在浐河边，于是便看惯了挂坡人的劳动。问挂坡人一天能挣多少钱，一般回答是三四块钱。我们便很是羡慕了。因为他们一天挣的钱几乎相当于我们一个学期的学费呀！那时，每到开学临近，我那给人当保姆的娘就会为给我筹措这一点学费而四处告借。告借无门便暗自落泪。好几次都是直到报名结束时，学费尚未凑齐。好在我学业尚好，人又听话，老师便对我宽容了些，晚报名几天也就不追究了。我那几位同学家境也都和我差不多。看到挂坡能挣钱，我们几个便商量：咱也挂坡吧？我对这个提议最积极，热最高。可那几位却不愿拉我“下水”，理由是你骨瘦如柴，拉不动；再说你是咱的秀才，秀才是不能干这苦差事的。最后经过反复磋商，达成个折中的协定：他们几个挂坡、我替他们看衣服，挣了钱交我统一保管，完了大家平分。这还颇有点“共产”的味道。于是，假期里，我们在长乐坡开始了挂坡生涯。但生意不好，因为我们毕竟是一群育尚未健全的孩子，车夫嫌我们没力气，不让我们挂。但我们不气馁，充分挥我们的优势：嘴甜。开口就是伯伯、叔叔、大爷地叫。有些车夫心软了，唉，孩子们怪可怜的，来吧。慢慢的便有了生意，一天下来，每个人也能落个块儿八毛的。开始我是只管守营、收银，后来看到小伙伴们个个肩上磨出了血痕，手上勒出了口子，实在不忍再瓜分他们的“胜利果实”，死活要求实行轮流守营。大伙拗不过我，绳子也就有了转到我手里的时候。别看我身单力薄，干起活来却有股子“匪气”。我常常是一手接绳，一手便将小汗衫甩给同伴，光着膀子上阵。我知道自己力气不大，可我会把吃奶的劲都用上的。车夫大叔大伯看到我这股子玩命的劲头，也就无心计较我究竟为他减轻了多少负担了。到了坡顶，常常还会夸我两句：“这小子，猴子似的，还有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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